抗战时期的读书生活出版社(抗战时代生活史读书报告)

抗战时期的读书生活出版社(抗战时代生活史读书报告)

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职员合影

抗战时期,从沪迁渝的读书生活出版社(以下简称“读社”),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,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的重庆建立起首批出版机构,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、为全国广大读者接受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读社迁渝前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第一批出版机构。

读社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?读社原系1934年11月由李公朴、柳湜、艾思奇、夏征农主编的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(由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发行),对外往来又称“读书生活社”,后来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。最初地点设在上海的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斜桥路71号)。除李公朴是创办人外,主要的参与者有陶行知、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湛小岑、艾思奇、柳湜、胡绳、黄洛峰郑易里等,汪仑为具体筹办人。艾思奇筹款1000元,郑易里出资3000元,读社成立后,李公朴任总经理、汪仑任经理、柳湜任出版社主任、艾思奇任编辑部主任。李公朴原是上海《申报》流通图书馆馆长,为了以先进思想辅导青年学习,解答青年在读书、生活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,他与地下党员柳提、艾思奇等在馆内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,并在《申报》开辟一个读书问答专栏,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,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“眼中钉”,不断向《申报》施加压力,企图迫使其取消读书问答专栏。因此,李公朴等人商讨后决定自行出版一个刊物——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。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问世一年,敢于坚持真理,用巧妙方式传播马列主义,深受各界青年喜爱、社会好评。为满足读者需要,艾思奇、柳湜等将《读书生活》上发表的文章,选编成单行本,还陆续出版了其他多种书籍,以读社名义出版。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从第三卷起,由读社自主发行。从此,“读社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第一批出版机构。

1936年11月,李公朴等上海救国会领导人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。在此同时,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也被查封,读社的出版发行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。

1937年1月,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出任读社经理,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中挑起了重担,并继续出版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。当时读社刚出两期,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。在此情况下,读社想方设法,先于同年2月创办了《读书》半月刊;接着,改头换面以《生活学校》半月刊名义出版;紧接着,抗战爆发后,又出版《战线》五日刊;另外,读社还出版了柳湜主编的《大家看》半月刊、艾思奇主编的大型理论刊物《认识月刊》等,用这些书刊顽强地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,上海与内地交通阻塞,发行工作举步维艰。当时湖北汉口已成为全国军事、政治、文化中心,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汉口成立。因此,从长期抗战考虑,黄洛峰决定先派万国钧到汉口做迁汉口的准备工作。同年10月,万国钧亲自率领赵子诚、徐逸二人并携带一部分书籍纸型到汉口,主持全面工作。郑易里、刘麟等则继续在沪坚持出版、印刷,以供应内地读者的需要。这样,湖北汉口的读社实际上就成为读社的总社了。

为了便于同沪社联系,将沪社翻印、出版的书籍转运到汉口等内地,黄洛峰于1938年4月派万国钧到广州设立办事处。同年夏季,武汉军事形势渐趋紧张,国民党确定重庆为陪都,其党政机关全部迁往重庆,因此生活书店、新知书店等也已先后在重庆开设分店。读社在武汉沦陷前,黄洛峰等冒着日寇敌机轰炸的危险,先后分批撤离,在重庆会集,做好了前期迁渝筹备工作。

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使黄洛峰举棋不定:读社总社究竟设在广州还是重庆?从当时形势看,由于沪社还能大量出书,因此,不论是编辑、出版、印刷、发行、运输,广州比重庆在地理条件上有更大的优越性。总社设在广州,对读社今后在内地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。为此,1938年10月初,黄洛峰毅然决定将总社由汉迁粤,并派赵子诚搭乘中央银行西赴重庆的包轮,将运去重庆的纸型提回汉口,再由汉口押运到广州。可是不料轮船未开到宜昌,即得知日寇已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鹏湾登陆,并向广州发起进攻。赵子诚知道不能再去广州了,于是趁轮船停靠宜昌装卸货物,立即向武汉发报请示,当即获得黄洛峰“可即赴渝,去粤作罢”的回电。故此,赵子诚等人带着货物直赴重庆。

读社迁渝后

设立门市部、与国民党当局斗争……克服重重困难做好出版发行工作。

1938年10月下旬,读社正式在重庆展开工作,在重庆比在武汉困难得多,印刷厂少、印刷条件较差、交通困难,出版运输发行都很不方便,连办公地点都是临时租用的重庆武库街新生书店的二楼。读社刚到重庆,除了翻印、再版一些畅销书,譬如《大众哲学》《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》等,仍然同在汉口时一样没有专职编辑人员,稿源主要依靠章汉夫、柳湜、胡绳、许涤新林默涵等人的鼎力支持。

1939年春,陈楚云、赵冬垠到重庆总社之后,加强了读社的有生编辑力量,陆续出版了《学习生活》《文学月报》《新音乐》等杂志。此外,还出版了由艾思奇在延安组织的一批书稿,《哲学与生活》《哲学选辑》《论民主革命》等。

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,读社还组织出版了《欧洲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》《东京的统治者》《日本民权运动史》《南洋各国论》《伟大的苏联》《今日之美国》等;文艺方面,则有柯仲平的朗诵诗《边区自卫军》《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》以及马健翎的《民众戏曲集》等。

读社为弥补重庆印刷力量和印刷技术的不足,就把有些书籍的稿件纸型送上海排版、翻印。如《资本论》全译本,是在上海印刷后运内地的;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因系五线谱,也不得不送上海制版印刷;《学习生活》《文学月刊》则从重庆寄纸型到上海重印发行。在上海印刷出版后运内地销售的书籍,还有《资本论》《资本论通讯集》《资本论的文学构造》《辩证唯物论辞典》《列宁论战争》《列宁的社会主义和战争》《民族问题大纲》《卡尔·马克思》《列宁传》《斯大林传》《苏联内战史》《人怎样变成巨人》《列宁在1918》《列宁在十月》;林波秋、蒋天佐主编的新中国文艺丛刊《鹰》《高尔基与中国》《鲁迅纪念特辑》以及陈学昭主编的《延安访问记》等。

读社由于业务扩展,总社和沪社先后派出郑权、孙家林、赵子诚等,赴桂林昆明贵阳香港成都设立了分社,总社在这时先后吸收了吴忠谷、丁仙宝、王芝芬、吴毅潮、宁起枷等多人参加工作。为了加强各社联系,交流经验,互通情况,总社还编印了一份《社务通讯》的内部油印刊物,由黄洛峰题写刊头。先后由刘少卿、赵子诚、范用负责编辑,一直出了30多期,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。

读社在上海、汉口只做批发和邮购业务,未设门市部。到重庆后,总社派赴各地成立的分社,都以设立门市部为主要经营,唯独重庆总社仍无门市部。一个书店没有一个门市部和广大读者直接见面,对工作的开展总是有些不便。因此,成立门市部既是社里工作人员,也是广大读者的愿望。后来,读社在武库街南端十字路转角处,找到了一个理想门面,布置得朴素大方,盼望已久的门市部,指日便可以开张了。然而有一天,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又来肆意轰炸,将竣工的门市部全部炸毁,成为一片废墟。读社工作人员化愤恨为力量,不久又在武库街附近的鲁祖庙街修建了一个新的门市部。随着读社出版事业的发展,后来门市部又搬迁到民生路。

国统区的陪都重庆,读社搞出版发行工作是困难重重,主要是因为受国民党“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”的摧残:国民党使他们的一些书籍夭折在摇篮里,不能出版;读社一些已经通过审查并印上了审查证号码的书籍,也仍避免不了查禁的厄运;大量分店的书,无端被没收查抄;大量邮寄到各分店的邮包,无端“丢失”,实际上是中途被国民党特务没收了。为对付这种摧残出版事业的行为,总社、分社采取了许多巧妙的斗争方式,坚持进行发行工作。首先,准备几个秘密仓库,将书籍分散存放,根据门市需要,适时提取补充;接着,在门市部只展示一小部分书籍,其余就近隐藏,随要随取,有的书则干脆不在门市部出售,而是暗暗地售给可靠读者,以及通过他们秘密地售给其他读者;其次,加强邮购工作,在邮寄包装上伪装,以躲过邮局的检查使书籍安全到达读者手中。总社曾经常收到以李六如名义从延安天主堂寄来邮购书籍的购书单,他们就照书单发去,后来才知道,这是毛泽东要的书。读社的大家非常高兴,并以此引以为无上光荣,于是,积极搜罗每种所需的书刊,纷纷发往延安,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才停止。

重庆总社的条件十分艰苦,但大家工作、学习的热情都非常高,白天紧张地投入各自负责的出版、发行等业务中,晚上又各自进行救亡活动或学习活动。其间,黄洛峰还带领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,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,有时争得面红耳赤。中共南方局的《新华日报》和生活书店经常组织报告会,读社同志均参加,先后听了周恩来、邓颖超、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报告,中苏友好协会还请郭沫若等作报告,使大家受到了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。

1940年8月,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,为了保存三家(生活、读书、新知)进步书店的力量,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工作,读社派出赵子诚(刘大明)偕同生活的李济安(李文)、新知的陈在德(王华),携带一部分资金和纸型,到山西太行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地——山西辽县(今左权县)开办了华北分店。随后三家书店又派出柳湜、冬垠、徐律到延安开办了光华书店,这样逐步发展了三家书店的出版事业。

1940年10月,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,特别是“皖南事变”后,四川大后方的重庆,完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中。三家书店的外地分店,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殆尽,读社重庆总社也处在特务严密监视之下。读社的工作本来就是半公开,有时是全公开,因此,党也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领导。为此党中央决定,社里受地方党领导的党员,统一归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单线联系。组织关系理顺后,徐冰及时传达了周恩来对三家书店“疏散人员,隐蔽精干”的指示,要求黄洛峰迅速作出部署,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狂的迫害。

正当这时,陈学昭《延安访问记》的纸型,在上海邮寄到重庆的途中,被国民党特务查获。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据此“请”黄洛峰前去“谈话”,结果纸型被没收,人也被扣留一天才释放。这样黄洛峰已无法在重庆继续活动,故此秘密前去香港,陈楚云也南下海外。其他工作人员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,利用各种关系,或去当教员,或去其他书店工作,一一疏散。这时的读社里只留少数人看守门面,要求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,决不能自行停业。

1942年春,黄洛峰返回重庆。遵照周恩来的指示,要三家书店采用新的斗争方式,把书店划分为三条战线,以避免遭受重大损失。即除了利用原有公开招牌继续工作为第一线外,还采取或搞副业以补正业,或和其他出版业合作,建立新的机构为第二、三线。为此,黄洛峰除重整读社原有业务之外,又积极抓了第二、三线的建设工作。譬如:派刘少卿、陆良才到桂林开设文具公司;派范用到桂林开展出版工作;将昆明分社改为金碧文具店;倪子明、张汉清、刘逊夫在曲江开办中南图书文具公司;汪锡林在重庆主持自强出版社;同时投资立信会计图书社。郑权在重庆以“义聚公”字号的名义,做桐油、烟叶、曲酒等生意。为了克服纸张的困难,黄洛峰还和《新华日报》经理熊瑾可合作举办“文华纸行”,在四川的乐山大竹采购纸张,运往重庆使用和出售。因为黄洛峰经营有方,所以纸张源源不断运到重庆,缓解了战时两家的用纸印刷,并且还解决了同行的纸张困难。

抗战胜利前,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,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,黄洛峰会同生活、新知及上海杂志公司等同业,在重庆组织了出版业的统一战线组织——新出版业联合总处。黄洛峰任董事长,张静庐任经理,下设联营书店,在团结同业、密切同业关系、搞好出版工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抗战胜利后,为迎接出版事业的大发展,根据党的指示,生活、读社、新知三家书店于1945年10月在重庆组成三联书店,决定今后新书刊统一出版,重版书仍由三家自印,发行业务联合一致,门市部分别经营,使得重庆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。与此同时,黄洛峰还负责团结党外人士及恢复救国会,出版了民盟的机关报,以及组织重庆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召开等活动。由于国民党撕毁了《双十协定》,发动内战,黄洛峰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中,又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工作,在较场口事件中,他领导了读社、生活、新知的同志们,在护卫民主人士如沈钧儒、郭沫若、李公朴等人的安全时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1946年12月,博古从延安带来一批解放社的纸型和样本,其中有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《科学历史观教程》等,当即由万国钧带到上海出版。同月,读社总社迁往上海,重庆读社的工作就此画上句号。

读社出版书刊的意义

读社出版书刊,总是以配合政治形势,完成党的任务为目的。

抗战时期,读社出版的书刊,不仅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生活,而且完成了党交给的发展出版业的任务,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贡献了力量。读社在国统区发展了革命的出版事业,在党的领导之下,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,宣传了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。

譬如,读社配合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,出版了《资本论》。在读社极其艰苦的环境下,黄洛峰、艾思奇、郑易里就有分期逐步出版《马恩全集》的长远计划。其中第一部大部头的书,就是郭大力、王亚南合译的《资本论》全译本。当时,无论从恶劣的政治形势还是从社里的经济困难来看,出版这部“大书”(大家习惯称《资本论》为“大书”,打电报也称“大书”,以便安全),都要冒极大的风险。为了支持郭大力、王亚南二人的工作,读社从流动资金中挤出一部分资金支付他们的版税预付金。读社内迁汉口后,郭大力在江西老家埋头苦译,尽管读社资金周转困难,版税预付金仍由总社按月寄出不误。“大书”译完发排时,在汉口的黄洛峰和上海的郑易里,二人曾就版本的竖排横排及采用老五号铅字的优缺点等问题,不断以函电往来,进行磋商,甚至发生过多次很大的争论。由此可见,读社为了出版革命理论书籍,传播马列主义,关心工运斗争和读者利益,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力。

(作者胡平原 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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